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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远去的驼铃 “毡房外又有驼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
再没有人能唱出象你那样动人的歌谣，再没有一位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王琪的这首《可可托海牧羊人》应该是2020年最火的一首歌吧！至今还在被国人广泛传唱，甚至被网上不少人填充了新的歌词，我四十多年前在大西北边防从军时曾经涉足过的可可托海，也在一夜之间伴随着王琪的歌声成了旅游热点。
我也非常喜欢王琪这首歌，听过无数遍。
作为一个老军人，我倒不是被歌词叙述的爱情故事吸引，而是被王琪演唱这首歌的那种沧桑感所震撼。
每次听着王琪那沧桑的歌声，不由得让我想起了大西北那洪荒的戈壁沙漠，想起了当年在西北边防从军时的艰苦岁月，想起了守卫西北边防的那些战友们，点点滴滴涌上心头…… 记得那是1982年盛夏，我被调到驻甘肃河西走廊的陆军原十九军宣传处从事新闻工作。
报到后受领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随当时的军长、后任兰州军区副司令员、国防大学副校长的马伟志中将，去距离军部所在地近千公里外的原兰州军区某边防团检查工作。
经向处里老同志了解，这个边防团直属于原兰州军区司令部，但因离兰州太远，平时的部队教育训练和管理交由隶属于十九军的五十七师代管。
据五十七师反映上来的情况，这个边防团、尤其是驻守在中蒙边境上的三营，由于地处贫瘠戈壁沙漠，所守卫的边防线又长，不少后勤保障上的困难师、团两级无力解决。
那时国家在经历了长期的国困民穷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中央军委要求军队勒紧裤带过苦日子，节省有限的财政收入支持国家经济建设，整个部队的生活保障水平很低，南方部队因气侯原因地里蔬菜、塘里鱼虾、栏里猪羊生长快，通过农副业生产可以有效提高干部战士生活水平，北方部队、尤其是驻守在那些自然环境恶劣、又远离内地的边防部队，纯粹靠那点供给标准低得可怜的军费开支，生活困难可想而知。
所以马军长决定亲自带队到这个三营来一次现场办公，力所能及地帮边防团、特别是边防三营解决一下生活上的实际困难。
一个大晴天，烈日烤得地面发烫。
早餐后，马军长带着我们分乘三辆北京吉普车出发了。
由于是去边防解决部队的生活保障问题，马军长这次没有带司令部和政治部的人员，而是带了后勤部的营房、军需、三个处长。
汽车在沙石公路上蹎跛了一天，太阳快下山时才到达甘肃的灯塔县，按计划在这里住上，第二天进入茫茫戈壁，直奔边防团三营驻地。
第二天一大早，车队继续出发，正式进入巴丹吉林沙漠的核心区域，好在一路上都是硬戈壁滩，没有公路也不影响汽车的行驶。
快中午时分，我们穿越了三、四百公里的戈壁，才到达边防三营驻地，师、团的主要领导，都在三营迎候着马军长一行。
下车后，我仔细打量了一下三营驻地，除了几幢简陋的营房和一座不大的光秃秃土山外，四周都是望不到边的戈壁沙漠。
现场办公会是围着营部唯一的乒乓球台进行的，我被安排同营教导员坐在一起。
一问，教导员是苏北人，也姓许，叫许忠润，同宗兄弟，顿生一种亲切感。
办公会开始，马军长来了个开场白，大意是他深知边防干部战士很辛苦，忠于职守，所以今天不是来听部队教育训练汇报，而是专门来解决问题。
马军长这一讲，彻底打乱了营长和教导员准备好的汇报材料和思路，他们都不知说什么好。
我马上提醒一下身边的许教导员：你看军长今天带来的都是后勤部的处长，你们就讲部队生活上遇到的困难。
许教导员心领神会，马上同营长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十几个部队生活中急需解决的难题，如：因为驻地缺水，营连靠骆驼和骡子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内蒙古墟镇拉水；由于缺水，干部战士只能一个月轮流到几十公里外的团部澡堂泡一次澡；干部战士常年吃不到青菜，只靠每天一粒多种维生素药丸保持身体维生素的需要……，营长、教导员讲着，马军长认真记着，最后当场拍板：一、由军后勤部给三营购置三辆水罐车；二、由军后勤部拨款、团里负责给三营建一个澡堂；三、由军后勤部拨款给三营建一个大型蓄水池；四、由军后勤部军需处每月直接给三营划拨绿豆和黄豆，供三营发豆芽、做豆腐……办公会开了一个多小时，马军长将三营生活上需要解决的十几个困难，一一分工到位。
马军长一行要离开三营去团部了，许教导员拉着我的手依依不舍。
我对许教导员说：今天跟首长行动没办法，我过一段时间再来营里住一阵子。
许教导员连说几个好、好，并意味深长地补了一句：“可别忘了我们这个角落呵”。
一个多月后，正是夏季戈壁沙漠上地表温度的公历八月，我一个人再次踏上了去边防三营的路途。
这次没有专车送我，先是坐火车中转到五十七师师部，再由师部派车送我去三营，到达边防三营时，已是我从军部出发的第二天傍晚了。
部队己经吃过晚饭，但教导员许忠润和营长王忠祥还在等着我吃晚饭，看我到了，马上叫饮事员把饭菜端到乒乓球台上。
晚餐是吃馒头，上了四个菜，一个牛肉罐头焖土豆，一个绿豆芽煮豆腐，一个腌雪里红菜罐头，一个沙丁鱼罐头。
我知道，这是专门为接待我这个上级来的客人准备的晚餐。
因为那时整个大西北部队的营连单位，除了每周末的一次加菜，每顿都是一菜一汤。
菜大多是土豆、白萝卜、红萝卜之类，偶尔会放点牛肉、羊肉一起焖，而这些东西因戈壁沙漠地域根本长不出来，除罐头是部队配发的外，土豆、萝卜之类的蔬菜都要依靠军级以上的后勤部门到内地省市采购后再一级一级下拨。
所谓的汤不过是煮菜后的涮锅水打点蛋花，放点青菜沬，碰上吃面条也就不用菜了。
营连伙食单位一般都没有饭堂，更没有饭桌，天不刮风沙就在操场上以班为单位围成一圈蹲着吃，碰到刮风沙天气就在宿舍里围成一圈。
许教导员用筷子指着绿豆芽煮豆腐对我说：这个菜是最近才有的，这得感谢马军长和军的领导，你们上次回去后没几天，军后勤部就给我们送来了几车黄豆和绿豆，团里专门到内蒙古帮我们请来了发豆芽和做豆腐的师傅教战士们制作，澡堂子团里也正在帮着建，相信我们这个角落不会被遗忘，生活条件会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角落”？这是许教导员第二次在我面前说起角落这个词。
晚饭后，许教导员陪我到各个连转转，我问角落是什么意思。
原来是干部战士们觉得三营驻地在戈壁沙漠中心，纵向数百公里无人烟，横向数十公里才能看到为数不多的蒙古包，故将这里称为“沙海孤岛”和“角落”，以形容驻地的艰苦和与世隔绝。
许教导员给我讲了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个连指导员，在给刚入伍的新兵介绍情况时，指着操场边的厕所说，我们这里也有男女厕所，但女厕所从来没人用过，你们可以放心使用。
听着这则笑话，当时我心中不知是感动还是苦涩。
我和许教导员走进七连，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在操场边、窗台上那一盆盆花草。
花盆五花八门，有箱，有罐头盒，有废旧脸盆，盆里的一棵棵稚嫩的花草生机勃勃，有不少战士蹲在地上侍弄着它们。
在这荒芜的戈壁沙漠上，这一点点嫩绿，是一道难得的风景。
我好奇的问许教导员，怎么想起让战士们种花！许教导员介绍说：阳春三月，内地巳是花红柳绿的季节，当时的兰州军区郑维山司令员来三营视察，看到驻地一片荒芜，马上激励战士们种花种草，美化环境，建设营区。
按照郑司令员的指示，营连干部带头写信给故乡的亲人，让他们寄来花籽草种，又专门用骆驼背、骡车拉，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内蒙古墟镇拉来泥土，分发到各排各班，让战士们在执勤、训练之余种花种草。
就这样，营区外虽然一片荒芜，营区内却处处能看到点点红花绿叶。
许教导员指着营房四周己挖好的条条深沟说：我们的沟已挖好，下一步是去拉土填上，明年春天就可以种上树，再过几年相信这里会是一片绿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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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着说着，他黝黑的脸上，在落日余晖下泛着灿烂的笑容。
三营的部队，有一半部署在离营区数十公里的战备工事里，承担中蒙边界上的站岗放哨和巡逻任务，一个月与留守营区的部队轮换一次。
当时的中苏交恶，蒙古国是原苏联的小弟，自然对中国不友善，边界关系非常紧张。
第二天，我在营部书记小姚的陪同下，驱车来到了三营设在中蒙边界最前沿的一个驻点。
当时正赶上一个班的战士全副武装准备出发到边界巡逻，我很想跟着走一趟，可惜骆驼不够，只能眼望着战士们坐在驼峰上，听着驼铃沿着国界中国的一侧逐渐远去。
我在三营住了一个星期，将我的所见所闻，写成了一笔六千多字的通讯《角落之歌》。
那几年中国的新闻界为了呼应改革大潮，也在着手新闻改革，提倡短新闻，并硬性规定：消息不超过七百字，通讯不超过一千五百字。
我满以为我这篇通讯报社用稿时会砍掉三分之二，没想到原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社的领导和编辑，大慨象我一样被边防三营指战员的事迹感动了，慷慨地给了我一个整版，全文照发。
1983年，我幸运考入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军区司令部继续从事新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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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又调到广州军区某集团军从事新闻工作。
自此，我再没回过大西北。
但当年在大西北边防釆访过的那些边防指战员的音容笑貌却历历在目。
我知道，随着改革开放后祖国的经济建设日新月异，军队建设更是突飞猛进，边防部队的武器装备和指战员们的生活条件早已今非昔比了，军队也早已淘汰了骡马和骆驼，代之以现代化的边防巡逻装备。
但当年为守卫祖国边防吃尽人间万苦的那一代军人的形象令人永远无法忘怀。
在大西北的边防线上，他们就象被誉为“沙漠之舟”的骆驼一样，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安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无怨无悔，负重前行。
“信步如舟瀚海行，狂沙遮日胜闲庭。
历尽艰险终不悔，只为大漠响驼铃”。
一一这是我当年赞扬骆驼的一首小诗，每读一次，脑海里都会浮现大西北边防指战员们那矫健的身影。
驼铃远去了，但边防战士们的精神永存！我不会忘记他们，人民不会忘记他们，祖国不会忘记他们。
南下、南下…… 《南下、南下》是一部电视剧的片名，叙述的是解放战争时期，北方解放区的军民在上级指挥下，挥师解放当时还被国民党统治的南方，支援南方各地建立人民政权的故事。
看完这部电视剧后，不由得使我回忆起了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北方和中原地区各行各业的人们，纷纷奔向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寻找创业机会和淘金的情景。
因为我也是在那个时候从大西北部队调到驻广东部队工作的，也算改革开放初期南下大潮的一分子吧！ 1986年7月，我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毕业时，由于我在上学期间适逢百万大裁军，上学前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老部队、驻守在甘肃河西走廊的原陆军笫十九军被裁撤，我的毕业分配就无法遵循“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军校毕业学员分配原则了。
正在这时，我收到后来担任青海省军区政委的刘喜廷将军的一封信，他希望我毕业后去兰州军区司令部继续从事老本行一一新闻工作。
刘将军当时任兰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部长，在我上学前，他是十九军所属五十七师的政治部主任，我们很早就熟悉。
接到刘部长来信没几天，他又亲自把电话打到了学校，说己同司令部首长商量好，等着我来就位。
冲着老首长们的盛情，尽管当时南京政治学院新闻系郑旷主任找我谈了几次，让我留校担任《中国新闻史》教员，我还是毅然听从了老部队首长的召唤，回到了大西北，到兰州军区司令部直属工作部从事新闻工作。
在兰州军区司令部工作期间，由于我从事的新闻工作比较超脱，介入事务不多，只要经常有我写的新闻报道见报，首长们也不会说什么，可说是工作、生活都无忧无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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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后来的一件事让我顿生离意。
那是1988年下半年，刘喜廷部长被以不可言传的理由平调到甘肃省天水市军分区任政委，适逢军区司令部驻地搬家，直属工作部在分配住房时，分给我的竟是只有几平方的单间，而且靠近厕所边，这对一个三口之家来说该如何生活！找领导反映得到的回答是：我是新来的干部，套房老同志优先。
无奈和无助之中，我突然想到了原广州军区政治部宣传部的几位朋友，他们有的是我在《解放军报》社学习时认识的，有的是我在南京政治学院的同学。
于是，我通过军线给他们打了个电话，表达了想去广州军区工作的意图。
不到一个月，直属工作部干部处就收到了驻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惠州某集团军干部处的干部商调函。
这个时候，找我谈话，要求我留下的人多了，不仅司令部的领导，甚至军区政治部的宣传部长都专门找我谈话，劝我留下，并说如果不想在司令部干就调到政治部来。
但我态度坚决，商调函在压了三个月后，1988年底还是放行了。
我把妻儿打发回湖北老家先住着，只身从兰州坐上了南下的列车。
南下调广州军区部队工作之所以办得如此顺利，后来我才了解到内情。
当时驻守在广东惠州的某集团军，是全军驻地处在改革开放前沿唯一的一个集团军，新鲜事物不断。
但由于军里新闻干部青黄不接，新闻队伍人才匮乏，新闻工作的开展处于低潮，与集团军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身份地位很不相称。
后来担任原南京军区政委的雷鸣球上将，当时任这个集团军政委，中央委员。
雷政委看到集团军新闻工作现状，请广州军区宣传部的领导帮忙物色、推荐一两个新闻干部。
雷政委接到军区宣传部领导发来的推荐材料后，立即同当时的集团军军长陈显华将军一合计，当天就让干部处发出了商调函。
我随着满列车南下的人群到达广州，是军区宣传部新闻处两位政治学院老同学黄群文和张智猛到火车站去接的我。
中午，新闻处郑穗华处长在家里设宴招待我。
席间，郑处长告诉我，广州到某集团军驻地有一百多公里，公路正在改造，很不好走，雷政委专门派他自己的座车来接我。
听郑处长这么一讲，我真有种诚惶诚恐的感觉。
果然，午饭后雷政委的司机开车到了，我同郑处长道别，直奔集团军所在的惠州市。
雷政委的司机叫余顺国，后来退伍到惠州市公安系统工作，我们一直都是好友。
到达军部后，小余把我直接带到了雷政委办公室。
雷政委非常热情，谈了一个多小时才让小余带我去宣传处。
集团军宣传处当时处长缺编，由副处长宋新民主持工作。
宋副处长把我介绍给处里同事们后，就对我说：走，去你家里看看。
“我家”！我一楞。
宋副处长看我很惊讶忙解释地告诉我：听说我马上要来报到，雷政委专门指示，许峰带着家属和孩子，一定要把房子安排好，不要让外来干部感到冷落。
房子前不久才腾出来的，知道我今天要到军里，上午处里几位同事还专门进行了打扫。
宋副处长带着我来到集团军营干楼，打开一楼的一套房子，两房一厅带厨房、洗手间，是刚刚冲洗过的，并且已摆上了必须的家具，就等着主人入住了。
看到这一切，我非常感动，忙不迭地对宋副处长说谢谢。
还有使我更感动的。
厅堂的茶几上，已装好了一部电话座机。
宋副处长告诉我，这是一部全军军内程控电话。
当时我国的程控电话还刚刚起步，程控电话只有军一级首长办公室才有，其他都是用接线电话，而象我这样的普通干部，家里装接线电话都没资格。
又是雷政委专门指示通信处，专门给我家里装一部程控电话，理由是方便我同北京、广州的新闻单位联系，提高工作效率。
我虽出身于农民家庭而非书香门第，但上学开始就明白“士为知己者死”的中国传统文化。
到集团军后，可说是我一生中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爱护，什么叫尊重。
留给自己选择的，唯有拼力一搏，在工作上干出成绩，以报答集团军首长和战友们的关心和爱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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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段时间熟悉情况，才知道当时集团军的新闻工作为什么会落后于广州军区其他各军级单位的原因，说到底就是新闻队伍不健全，缺乏新闻人才。
人才是干好一切工作的基础，没有人什么都干不成。
于是，我制定了一个一手抓新闻队伍建设，一手抓上稿见报的新闻工作方案。
在雷政委和政治部首长的大力支持下，经我自己推荐、选择，先后从外军区调来三名新闻干部，配齐了师、旅两级新闻干部缺编；报雷政委和司令部首长批准后，由司令部军务处带帽下达转志愿兵（现在称士官）指标，把8个有一定新闻工作能力的义务兵战士报道员转为志愿兵。
配齐师、旅、团三级新闻工作骨干后，我们在集团军招待所专门举办了一期新闻骨干培训班，请《解放军报》的记者和广州军区《战士报》的编辑来给大家上课。
与此同时，我和宣传处的同事们，经常请军报的编辑记者和军区宣传部新闻处的同志到集团军部队采访。
就这样，经过一年的努力，集团军部队在新闻媒体宣传报道了“红一团正规化建设”、“大渡河连再铸军魂”、“实旅长周玉华”、“铁旅长钱晓林”等一批先进典型和集团军部队驻地的十几个拥军模范单位和个人。
1989年底年终工作总结，集团军新闻工作在广州军区由过去的后进一跃而为第一。
我在18年军旅生涯中，有15年是从事新闻工作，在驻广东惠州某集团军的近四年时间里，是我新闻工作成果最辉煌的时期。
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突出的成绩，并不是我个人的能力有多强，而是集团军首长、，尤其是雷鸣球政委对我们这些有职无权的新闻工作者，从工作到家庭、生活给予的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关怀带来的结果。
事情虽过去二三十年了，当年和我一起在集团军从事新闻工作的干部们，后来也陆续转业到地方工作，分布在广州、深圳、东莞、中山、惠州等各个城市，但只要我们坐在一起，回忆起当年集团军首长，尤其是雷鸣球政委关心我们的许多故事，无不激动不已。
记得是1990年夏天，一场风力很強的台风在汕头登陆，事前一位副军长已带领一个指挥小组先期到达驻潮州的某师，现场指挥部队救灾。
台凤登陆那天晚饭后，宣传处长通知我带两个负责录像的战士报道员连夜赶往潮州。
管理处已给我们安排好了车，是一辆车况很新的进口小轿车，平时是军里接待客人用的。
宣传处长告诉我，雷政委下达任务时，专门交待管理处派这辆车，意思是今天刮台风，老北京吉普车怕路上不安全。
正如雷政委所料，夜晚十点左右，我们经过地处海边的汕尾市地段时，台风正好登陆，狂风暴雨一阵猛过一阵，坐在车里就象坐在摇篮里一样，摇摇晃晃，如果是老北京吉普真不知道会不会翻车。
在集团军从事新闻工作期间，我亲自经历和耳闻的雷政委无微不至关心部属的故事实在太多太多，由于文章篇幅所限，记录的挂一漏万，且只限于我从事的新闻工作行业。
他体现的是对部下的关心、对人才的尊重，更体现的是一个睿智的高级领导干部对事业的精心呵护！ 南下、南下……我的南下不是为了逃避艰苦，是我一生中正确的选择。
说选择正确，就是南下广东后，无论在部队还是在地方，我遇到了象雷政委这样一批真心爱才惜才的领导，使我人生的“知遇之恩”有了着落！ 古人说：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我说：是有人抖落了蒙住金子的尘埃，金子才会发光！ 戈壁上的战争序曲 我们睿智的祖先，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这句话用来形容美国当年以打击恐怖分子为名，行霸权输出所谓美式民主自由为实入侵阿富汗，如今又狼狈撤军的故事再贴切不过。
20年前，“9.11”事件震撼了全球，也给美利坚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输出他的所谓自由民主制度找到了借口。
于是乎，山姆大叔率领一众小弟，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杀气腾腾地侵入了主权国家阿富汗。
然20年过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把阿富汗变成了“帝国坟场”，导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强以耗时20载、耗资数万多亿美元的代价，仓皇逃离。
我以一个老军人的眼光，观察着今年全球这个最大的笑话，难免有自己的一点愚见：以美国雄冠全球的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面对塔利班这样一个弱势的武装力量却输得一败涂地，除了美国的霸权行径越来越不得人心等政治因素外，美国军队根本不了解阿富汗这块土地、这个民族，恐怕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
在阿富汗那片洪荒的国土上，连一支正规军队都算不上的塔利班武装，面对强大的西方军队和美国扶持的军，连在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创造的游击战术都用上了，而美军还在那里凭借飞机、的野蛮轰炸耍威风，除了造成近百万阿富汗平民伤亡，对恐怖分子的打击收效甚微，既失道义、民心，又无多少作战效果，焉有不败之理？近期，一位朋友连续发给我6条视频，都是我国新闻媒体派驻阿富汗的记者，现场拍摄的美军逃离阿富汗、阿富汗战后乱象的场面，每个视频都是用歌手乔丽娜那首著名的《游牧时光》作为背景音乐。
我被这些视频深深的吸引住了，一遍又一遍的听着乔丽娜那宽广高亢的歌声，浏览着地形地貌与我国大西北地区极其相似的阿富汗战后乱象的视频，似乎在印证着我对阿富汗局势突变的某种认知，也不由得把思绪引回到三十多年前，我所经历的一段解放军小分队在戈壁滩上展开的特种作战试验的画面，当我从书柜里翻出尘封了三十多年的釆访记录本，试验小分队在戈壁滩上十个昼夜的一幕幕又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1983年春末，我当时在原陆军第十九军从事新闻工作。
阳光三月，内地已是花红柳绿了，然而在“随风满地石头走”、”平沙万里无烟”的戈壁沙漠地域，却还是冰雪遍野，寒风凛冽。
正是这个节气，我来到了驻守在巴丹吉林沙漠居延海地区隶属于十九军的一个步兵团采访。
到团里当天，龚团长告诉我，刚接到师里转来的军区司令部的命令，要求团里派出一支按战时要求着装的小分队，深入戈壁滩的中心地带，用十天时间进行一次特种作战试验。
试验科目包括在戈壁滩上部队伪装、观察、潜伏、渗透、工事构筑等十多个大项目和耐寒、耐饥、耐渴、耐力等几十个小项目，每个项目都必须由小分队经过戈壁滩上的实地试验拿出精准的数据。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中暗自一阵兴奋，俗话说“起得早不如赶得巧”，这么有意义的行动让我无意中碰上了。
我虽说从事的是新闻工作，但我骨子里一直热爱的是军事工作。
我读过二十多部二战时期如朱可夫、隆美尔、古德里安、巴顿等西方名将传记，在军内的一些报刊发表过一些军事论文和军事杂谈。
在我18年的军旅生涯中，曾有三次改行当军事干部的机会，都因为器重我的政工首长太强势，让我的愿望失之交臂。
正是对军事的这种迷恋，当时听龚团长一介绍，即深知上级军事指挥设计这个试验课题的必要性和前瞻性。
因为驻守大西北的部队，未来的战场大多是在戈壁沙漠地域展开。
戈壁沙漠是个怪物，地理环境和气候变幻莫测，本来晴空万里，很可能一阵沙尘暴就天昏地暗，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一个小沙山本来在A处，一场大风小沙山可能就到了B处；中午被太阳烤热的沙漠热得要命，晚上可能又冷得要死……；正是这种恶劣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导致很多地域都是人类生存的绝境。
对于这种无法生存的地域，作为老百姓可以不去，但既然是祖国的疆土，作为军人和军队，就责无旁贷地必须去守卫她。
军队不了解戈壁沙漠的特殊习性怎么作战？自古以来，曾有多少将士为了保家卫国在这里抵御外侵，苦战沙场！又有多少将士在这里因缺乏对戈壁沙漠恶劣生存条件的了解不战而亡！战争的胜利者，永远属于做好了充分准备的军队。
二战时期的德国名将隆美尔，正是因为他谙熟戈壁沙漠的习性，遇敌能够审时度势，横扫千军，才搏得了”沙漠之孤”的美誉。
我当即向龚团长提出同这个特种作战试验小分队一起行动。
龚团长很痛快的答应了，并明确我只能作为观察员同小分队保障人员在一起，不参加小分队的试验行动。
第二天在团部早餐后，龚团长带着我来到了三营七连，把我介绍给这次小分队戈壁特种作战试验的指挥员三营副营长王聪明。
王聪明是山东人，中等身材，才二十八九岁年纪，身手敏捷，一看就是一位训练有素的军人。
他握着我的手说：”这一趟要准备吃苦了！”我对说：”你放心，我是步兵出身，经过学硬骨头六连大练兵出来的。
”我们就这次认识成为好友，后来我们又同时到军区司令部工作，这是后话。
小分队由七连的一个建制排（缺编）的十几名战士组成，随行的有一辆帆布蓬北京吉普指挥车、一辆闷罐水车、一辆医疗救护车、两辆作运输和后勤保障的解放牌卡车。
龚团长做了简单的动员后，小分队就登车向戈壁滩深处二百多公里的预定宿营地开进。
中午时分，小分队到达宿营地。
这个预先选好的试验宿营地，纵横都是几百公里无人烟。
战士们支好帐篷，十天的戈壁特种作战试验就算正式拉开序幕。
在整整十天的戈壁特种作战试验中，我虽然不用亲身参加小分队指战员们的试验行动，但作为一个观察者，无时无刻不为小分队指战员为了对未来的战争负责，为求证每一个实验数据，所付出的艰辛所感动，特别是小分队进行的耐寒和耐饥极限试验，他们表现出的那种顽强的意志，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耐寒极限试验是进入宿营地当天晚上开始的。
十几名指战员按照不同着装、不同迎风面，像战时进入潜伏地域一样，静静地伏卧在沙滩上。
时近半夜，天空飘起了雪花，气温在以平均一小时降2一3度的速度在下降，到凌晨一点，气温已降至零下二十二度。
我当时穿戴着四皮：皮帽子、皮大衣、毛皮鞋、皮手套，在戈壁滩上四处走动，还冷得发抖，伏卧在沙滩上的指战员们可想可知。
但他们仍一个个目视前方，顽强地坚持着。
我看着王副营长，他几乎是几分钟就要看一次手表。
时间在一分一分的过去，已经三个小时三十分了……”副营长，我实在不行了，到极限了……”新战士张飞，学着出发时王副营长言传铪他们的新名词，两手撑在地上艰难的站起来。
王聪明赶紧打开手电，在小本字上记下了一组数据：“战士张飞，着四皮，伏卧3小时30分。
感觉：一、……二、……”接着是第二个、第三个……四个多小时过去了，还有一个战士在那里静静地伏卧着，那是八班长余作忠。
王聪明来到他身边，他们好像谁也不认识谁，一个静静地伏卧，一个静静地坐在旁边，谁也不吭一声。
离伏卧5小时只差4分钟了，金作忠才轻轻地说：“副营长，我出的气都是凉的，脚不知在哪儿了……”王聪明再次打开了笔记本，就着手电记下了这样一个结论：“在戈壁沙漠气温达零下二十至二十二度的情况下，部队着四皮，潜伏不得超过4一4.5个小时，否则会失去战斗力”。
这几十个字，就是小分队一夜艰辛的全部结晶。
戈壁沙漠环境下的耐饥极限训练是在进入试验营地第二天早餐后开始的，到了第三天下午，小分队指战员们已30多个小时粒米未进。
30多个小时时间不是太长，如果是内地的气候环境，人即使是三天不吃东西也能挺住，但这里是戈壁沙漠，气候干燥，肚子一饿，口腔、鼻孔、喉咙有一种说不出的难受。
战士们饿得两眼昏花，开始喝水充饥，最后水也不想喝了。
但一筐试验开始就准备好“刺激食欲”的白面馒头就放在帐篷旁边，战士们走来走去，似乎就是视而不见，有的睡觉躲饿，有的聊天解谗，有的看书当饭……就连一天给小分队保障人员做三顿饭的炊事员金作坤，守着饭锅也没尝一口菜汤。
下午三点，王聪明见白面馒头不起作用，便出狠招。
他把战士们集合起来下达任务：“刚接到通知，团里要育树苗搞绿化，要我们利用这次机会收集一些沙枣树种子。
离我们营地几公里外有几棵沙枣树，我们现在出发去把掉在地上的沙枣检回来”。
沙枣是戈壁地域少有的几种植物之一，味道甘甜，经过一冬冰冻，就更美味了。
战士们知道王副营长的用意，捡就捡，一颗不往嘴里放就是了。
指战员拖着饥饿之躯，走了几公里，捡回了两大布袋沙枣，没见一个人放一颗到嘴里。
还是有人实在挺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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傍晚时分，平时一顿要吃五六个馒头的老战士刘贵平，乘大家不注意，在筐里抓了一个馒头就往嘴里塞。
“你干什么！”他这个动作正好被准备进帐篷的战士殷学德发现了，一声大吼，所有目光都投到了刘贵平身上。
刘贵平象做了大错事的孩子，羞愧地把咬了一大口的馒头又轻轻放回筐里，双眼噙着泪花…… 戈壁耐饥极限试验持续了44小时，大部分战士已无力走路了，王聪明一声令下：”开饭！”战士们蜂拥到炊事员身边，双手抓着馒头就啃。
炊事员又端来了菜和汤，刘贵却站在那里不动。
王聪明走过去，问他为什么不吃，刘贵平轻声说：“副营长，我再坚持几个小时吧！”多么自觉的战士，他是想延时补“过”。
王聪明什么也没说，转身端了一碗汤和两个馒头塞到他手里…… 戈壁十日，在小分队指战员员不分昼夜的试验中，对十几个试验科目的300多个数据得出了一丝不苟的求证。
小分队在试验宿营地最后一顿晚餐后，乘车返回到离部队营区100公里处，保障车辆除留一台医疗救护车随行外，其余先行返回营区，小分队指战员则展开了最后一个试验科目：按战时配置全副武装，戈壁滩上百公里长途奔袭。
夜，越来越深沉，天上无星星月亮，地上不允许用灯火照明，小分队的指战员们在戈壁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摸黑前进，除偶尔轻声的对话外，唯有沙沙的脚步声……听着指战员们这疾进的脚步声，我好像听到长江之浪，黄河之涛，奔腾不息，滚滚向前，它好像一首昂扬的战争序曲，宣示着做好了反侵略战争准备的中国军人和中国军队，誓死捍卫祖国每寸土地的壮志雄心。
“我用我自己的流浪/换一个在你心里放马的地方/象那游牧的人们一样/把寂寞忧伤赶到天上/我愿我所有的愿望/追随你走在每个清晰的牧场……”我继续听着乔丽娜那宽广高亢，极具穿透力、感染力的歌声，浏览着阿富汗那片让美国和西方列强军队铁蹄蹂躏二十年、如今千疮百孔的沧桑大地，心中有一句话想告诉我的祖国：请祖国相信，未来无论遇到何方鬼魅，胜利永远属于有准备的中国军队，属于无畏的中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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